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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畅:调查记者要有悲天悯人的职业情怀

发布日期:2022-06-12 13:53   来源:未知   阅读:

  广州地铁票价查询践行企业战略文化⑩丨柴思屹:学习企业文化心得体会,【记者归来】:很多人知道你是因为2002年您报道山西矿难的报道,当时传言许多的记者受贿,您当时那篇报道虽赢得了很多的声誉,但当时也有人给你封口费,事情是这样的吗?

  【刘畅】:有很多传言吧,我只能这么说。但是我很愿意把我们碰到的很多事件放到转型的大环境中去看,快速的转型会产生很多问题,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在发展中来重视和解决。这种情况下记者的瞭望和监督职能,就需要很充分的体现出来。

  【刘畅】:前一段在评价食品安全的时候,我说过普利策的一句话:一个国家是大海航行的船,新闻记者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及时的发现前进海面上的浅滩岸礁,及时发出警告。瞭望和警告,恰恰是调查性报道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这种正直感来自于我们对一些基本价值的坚守,比如说对正义有向往,对公平有追求,对自己的人生和国家社会有理想,这是一个基本的价值观,会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去检验自己。

  【记者归来】:记者对于这个社会舆论监督作用非常大,随着你繁峙矿难那个报道,很多国家的新闻奖项和荣誉也就纷至沓来,包括中国新闻奖,韬奋新闻奖等等。但同样做调查性报道的体制外媒体团队却很少获得国家层面的认可,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团队不够优秀,还是因为做的是批评报道?

  【刘畅】:法国的《费加罗报》曾经把《中国青年报》称为叫最活跃的官方媒体。它是官方媒体、中央媒体,是团中央的机关报。这样的背景,让《中国青年报》有一种很有意思的传统:它的报道方式不太依赖于地方和社会势力,更强调于独立工作。我们下去采访,很少跟对方打成一片,经常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的观察带有很多理性的色彩。这个传统是《中国青年报》人几十年来形成的,我后来获了很多奖,完全是因为《中国青年报》这个平台。

  【记者归来】:你做了19年的记者,调查报道中也一定遇到过种种阻挠,有没有哪篇报道因此无法完成?

  【刘畅】: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说有我特别不愿意看到的稿子被权力遮蔽的情况,在各家媒体都会有。稿子肯定是批评性的,表扬别人稿子一般不会遭遇。当你付出很多努力,报道不出去时,对自己内心打击非常大,记者有时候是内心灾难深重的职业。有一次凤凰卫视的鲁豫问我,说你需不需心理医生,言外之意,就是你心理还正常吗?我当时就说,我不需要心理医生。因为在中国,记者有个宿命,就是在每一次采访过后,告诉自己简单起来,纯净起来,善良起来,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只能用这样的心理去面对这个职业。有的时候在最痛苦的时候,甚至都怀疑自己,你会不会看到第二天的黎明了。

  【刘畅】:2007年我在山东做过一个调查报道,涉及到当时一个山东高唐县委书记,后来那县委书记被免职。当时高唐网有三个网友在网上骂县委书记被抓。我们把此事披露出来。这种痛苦也是这个职业带给我生命感受的一部分,你的报道发不出去,可以把线索给其他的媒体,所以媒体共同体很重要。我们和南方报系的一些报纸是胆子很大的,现在倒觉得很多都市类晚报的报道也很好。

  【记者归来】:最近热议的药家鑫案、李昌奎案,有批评认为是媒体引导舆论,妨碍司法公正。你觉得媒体有没有超越自己的操守边界?

  【刘畅】:对所谓的媒体审判,有时候是因为单方面传达利益冲突。其实这一问题在媒体争论已久,前几天北京电视台的一期节目,一个律师能够带着他的当事人来谴责另外没有出场的一个人,我很惊讶。这个事件对一个媒体来说是操守上的重大失误,因为你没有给对方平等的说话机会。一方面,我们不断强调媒体要关注司法公正。而司法方面,有人说媒体总是批评,让百姓对司法没有信心。其实司法让老百姓有信心,不是媒体营造的,是司法自身让人信任。司法人员应该精英化,判决应该让人感到司法公正理念。但有的司法人员觉得,媒体的关是用一种公众狂欢的方法,非得判一个人死刑。

  【刘畅】:对,在这方面我曾经写过一个文章《舆论监督不是司法进步的障碍》,最高法曾经出过一个司法解释,发现媒体明显倾向性的时候,法院可以对媒体采取什么办法。我觉得那是不公正的,媒体是让社会公开和透明起来的方式。

  【刘畅】:有一个名言,叫“真正的新闻检查者,是新闻记者内心的希望和敬畏”,这也是我强调媒体要建立自己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底线之所在。媒体应该有自省的能力,媒体之间也应该能互相纠正。当一个媒体报道出现偏颇、试图以某种强烈倾向去影响司法判决时,其他媒体可以纠正。

  【记者归来】:您是做调查记者出身的,去年发生了多次记者采访被打或者被通缉的情况。你曾说过,中国有调查报道,但没有调查记者职业,调查报道的环境很差。7月18号《中国经济时报》的调查报道团队被解散,你觉得现在中国的调查报道环境如何?

  【刘畅】:从微博兴起一年来,中国调查报道的线索来源和表达空间前所未有的宽阔。在微博年代,人人都是报道者,传统媒体从事调查报道的记者叙述和对事实的采集梳理的专业性就显示出来,跟一般的公民记者不一样。记者的描述更有公信力,就是职业训练的结果,能判断哪个细节更可信。

  【刘畅】:对,微博兴起之后记者不是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线索随时随地会出现在你身边,采访的视野更大,随时都可能把过去看似很小的一件事演化成公共事件,整个传播形态发生巨大变化时,记者的专业能力就会彰显出来。

  【刘畅】:有一个河北感染艾滋病的家庭,对我影响很大。我去的时候,他们家处在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下。

  【刘畅】:一家三口人,母亲因为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离开人世,孩子才2岁,孩子被发现感染了艾滋病毒,只有父亲是健康的。当我们走进这个家庭,父亲抱着孩子,村里没有任何人敢接近他们,像躲避幽灵一样躲避他们。农村地区根本不知道艾滋病是怎么回事,一听吓得跑出几十米远。别的人群能躲避,但我们不能躲避。他们当时的状况让我挺辛酸的,就和跟我一块去的女记者,在当地小卖店里花了200多块钱,把玩具都买下来给那孩子,我相信那个孩子长那么大,第一次有人给他买这么多玩具。

  【刘畅】:后来我也走进了艾滋病人群,采访了更多的艾滋病家庭。他们在影响我,感染我,有时候我觉得正因为他们,我们的工作才更有意义。我们能够让他们看到希望,能够让他们看到这社会是公正的,他没权没势要去赢得利益冲突的官司是很难的。当时我陪他们去法院立案时,法院的院长经常看《中国青年报》,对我说要坚决秉公处理。6年后法院判决医院赔偿他们30万块钱。当时我感觉,在寻求社会公正的道路上,记者有幸面对着很多权益受到侵害的小人物,采访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跟他们在一起的。

  【记者归来】:这样的情况也是个别现象,并不是说每个权益受侵害的小人物命运都会有记者去介入?

  【刘畅】:当然,在很多情况下是没有记者去问津的。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这些小人物,去河北白沟采访中毒的打工妹,安全生产事故苯中毒的,我不止采访了一次。九个孩子都十六七岁,大部分是初中辍学去河北白沟打工。当我走进他们,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我的眼泪是跟他们流在一起的,回来发现我采访本上都是泪水,不是她们的泪而是我的。这就涉及到记者这个职业非常正常的表达方式:采访的时候,我会热泪长流,因为我是人,和所有人一样有着生活愿望,有各种七情六欲。在面对这种困难的时候,我不能不动情。

  【刘畅】:这就是我们职业的一个问题。我记得后来在江西的一次水库移民的家里,当我拿出工资去资助一个要断粮的家庭时,跟我一块去的女记者特别不理解,说“救急不救穷”啊,你不怕他们拿着你的钱今晚就喝酒去?我说,我们碰到的人是从我们身上感受到记者是干什么的,我希望在他们心目中,记者是一群有爱心的人,不是对别人的痛无动于衷,希望在采访的过程中,让他们感觉到社会是温暖的,这是我在采访的私人情怀。但在后期的报道里,要求我们不可以有私人情怀,是一种公共表达、客观理性的描述事实。而且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公平正义的职业理想,悲天悯人的职业情怀,是需要客观理性的职业表达来实现的。记者个人气质与职业要求的关系如何平衡?钱钢说的一句话:新闻工作是活泼的人从事的严谨事业,炙热的心肩负的冷静使命,浪漫的人从事的艰辛劳作。其实19年,我最放不开的其实就是一件事,曾经到《焦点访谈》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说过,在社会转型时期,在中国做记者要有底层情怀。她说,你说这句话之前我都没有想到,我还能跟底层有关系,我觉得在北京生活挺舒服的。我说,在中国做记者,底层情怀就来自于最朴素的人的情感,就是我们关注底层,关怀底层,这是生活的一部分。

  【记者归来】:您第一篇报道是写繁峙矿难的,去年您还写文章批评王家岭矿难之后所拍的宣传片《八天八夜》,这种矿难报道“丧事喜报”的情况多年都没有大改观。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刘畅】:我先说一个小插曲吧,有一年,在北京召开中美媒体交流会,我演讲之后是新浪网的负责人演讲,他演讲完之后,我们站在前面,等待提问。有个美国同行问新浪网的编辑,在山西发生一场矿难和王菲生孩子两条新闻之间,非要有所取舍的话你怎么办?新浪网同行,回答说当然选择王菲生孩子,因为矿难这么多,是政府的事情,这个问题是应该去问政府。我当时说,我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我永远不认为一个明星的孩子出生,比几十个生命离去的新闻价值更大。这时候我身边一个美国记者在笑,另外一名美国记者就问他为什么笑?她说,我很高兴听到这样坦率的争论,中国同行能不能告诉我:中国矿难是不是太多了?我是这样回答的,假如此时此刻在伊拉克战场上,美军有新的伤亡,你们会因这样的消息比较频繁而不报道吗?肯定不会。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环境里,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应该是新闻记者的最基本的职业价值观,这是我们做新闻的前提。

  【刘畅】:现在很多报道,把丧事当喜事报跟我们过去50多年里影响中国新闻界的报道方式有关系,50年代曾经有过要求,一旦出现灾难性的报道,要立即转入救灾报道,就形成了“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的报道方式。

  【刘畅】:对,就是灾难本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然后大说特说救灾,这在1976年的唐山地震报道中有特别明显的表现。2008年在的带领下,中国新闻界把这种报道方式完全给打破,2008年的汶川地震,我们让大家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地震灾区,看到了一场真实的灾难,这是一个巨大的时代进步。从2008年以后,我们再也不会面对灾难时还想到丧事当喜事办,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当你珍视生命时候,还会忽视生命遭受的灾难,而转去报道你运来多少帐篷,你运来了多少水,运来了多少电?这对新闻报道的思路和角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记者归来】:你媒体监督意见为社会和国家政策层面上所接受,是中青报这样媒体的优势吗?

  【刘畅】:这是所有媒体的这样一个优势,有人说这是很坏的时代,当然也是很好的时代,其实好就好在社会逐渐在进步,社会进步的脚步和力量,体现在对媒体反映的种种民意的尊重,当我们不停地关注某个事件时,会改变事件的进展,对很多事件甚至官员的处理起到了改变的作用。

  【记者归来】:其实不同的媒体,体制内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中青报,与南方报系的媒体以及《财经》《财新》这类媒体,对不同事件上报道的力量和监督的力量是不同的,可能宣传尺度也是不一样的,你觉得中青报在哪类事件上能发挥更好的作用,而市场化的媒体在另外的事件上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刘畅】: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吧,记者节的时候有一场晚会,各家媒体的记者都在。当时有个观众突然站起来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注意到今天来的记者,新华社的记者官气十足,《焦点访谈》的记者高高在上。”这话马上就被两个记者所否定,新华社记者说我没觉得自己官气十足,《焦点访谈》记者说,我也没觉得自己高高在上,都觉得自己很委屈。但他对《中国青年报》口下留情,说《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充满理性,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他说“是你们本身就是这样的性格?还是你们所供职的媒体让你们有了这样的性格?”其实这涉及到媒体文化跟记者的关系问题。记者是媒体文化培养的,那么《中国青年报》他的独特之处至于,一个官方媒体,但它相对的独立和活跃,很多意见以大胆著称。

  【刘畅】:人们说我们的评论很大胆,我在《冰点》写的文章有时也会显得不合时宜,会造成很高的官员不愉快,甚至直接就能反馈到我这。这种事常有了,直接反馈到我这,说某个人特别不愉快,不愉快就不愉快了。

  【刘畅】:社会热点问题的。当然会有很多很敏感的问题了,包括一些个案。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会有自己的感觉所谓的话语权,我们说到某个问题的时候,确实感觉到能够为一些弱者,为他们带来公正。